大隊長金融 
最及時的信用債違約訊息，最犀利的債務危機剖析
作者：楊培明
來源：大隊長金融（ID：captain_financial）
8月6日, 多個自媒體報道了恒大被集中管轄的信息。當日晚些時候, 財新網也報道稱, 部分投資者和司法界人士證實, 恒大集團及其關聯案件被要求集中管轄, 移交至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統一處理——此前恒大在市場上已經被多家金融機構和供應商提起訴訟乃至財產保全, 其情況已經“風雨飄搖”。
對于“集中管轄”帶來的影響究竟如何, 市場情緒出現了分化。樂觀情緒一度占據主導地位, 不久之后的10日晚,恒大集團發布公告擬出售旗下部分資產, 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恒大汽車及恒大物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部分權益, “集中管轄”+“出售資產”的雙管齊下讓部分債權人又再次萌生希望, 似乎恒大自救已初見成效; 但也有部分債權人愈加悲觀, 畢竟在金融市場風險頻發的當下, 很多債務人在經歷過集中管轄之后紛紛進入破產重整程序, 以至于有觀點認為集中管轄是破產的前置程序, 甚至有部分境外分析文章認為, 集中管轄意味著政府接管。流言種種, 不一而足。
在長期的實務工作中, 我們注意到市場上對于集中管轄制度存在很多疑問, 市場情緒的分化也正是這種疑問發酵的后果。“集中管轄”未見于《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定, 加之最高院指定“集中管轄”的文件屬于機密文件(這也是為什么市場上幾乎沒有人見過集中管轄的書面通知), 更是讓這個制度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作為長期從事金融債權回收業務的爭議解決律師, 我們曾經參與辦理了銀億、新光、永泰、方正、海航、康美、華夏幸福等多個被集中管轄的金融債權回收案件, 積累了大量關于集中管轄問題的司法實務經驗。為了方便讀者, 我們就近期關注度比較高的部分問題嘗試以問答的形式作出分析, 供業界參考。
“集中管轄”的法律依據是什么？
不少朋友翻遍《民事訴訟法》, 也沒看到“集中管轄”這四個字, 就誤以為集中管轄不是一種法定制度, 或者認為“集中管轄”是一種暗箱操作, 其實不然, 所謂的“集中管轄”, 其實本質上是由上級法院指定某個特定法院集中管轄某些特定案件的制度。實踐中, 我們經常會在向約定管轄的法院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立案時被立案窗口法官口頭告知, 被告已被集中管轄, 要去被告所在地法院(通常是中院)起訴, 或者在立案后, 收到受理法院通知, 需要將已受理的案件直接移送至被告所在地法院, 法院會通過移送裁定的形式將案件的管轄權移送到指定的法院。我們可以從這些移送裁定之中瞥見“集中管轄”制度的法律依據。
其實到這里我們就會發現, 《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集中管轄”, 但是卻規定了“指定管轄”, 賦予了上級人民法院指定下級人民法院管轄某類特定案件的權利, 所謂的“集中管轄”, 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指定管轄”——指定某個特定法院管理某個特定被告的案件。從法條上來說, 《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進一步規定:
其實, 在既有的司法實踐中, “集中管轄”的情況并不少見, 比如說金融糾紛由金融法院管轄、知產糾紛由知識產權法院管轄、證券虛假陳述案件集中到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中院管轄, 本質上都是“集中管轄”的一種形態。再比如《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債券會議紀要》”）規定“受托管理人、債券持有人以發行人或者增信機構為被告提起的要求依約償付債券本息或者履行增信義務的合同糾紛案件, 由發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也屬于集中管轄。只不過通常情況下, 最高院會按照案件的類型來確定某個類型的案件是否需要“集中管轄”, 而不是以某個特定的主體為被告來確定是否集中管轄。近年來, 隨著外部經濟形勢的變化, 大量企業債務危機爆發, 對于這些債務規模較大的企業, 以該企業/關聯企業為被告的全部民事案件集中到某個特定的法院(絕大多數情況下為債務人住所地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這種以被告身份確定的“集中管轄”, 根據我們的觀察, 確實已經成為近幾年來的一種司法實踐通例。
此外, 關于“集中管轄”, 《企業破產法》特別規定, 針對破產企業的訴訟需要集中到受理破產申請的法院進行管轄, 也屬于以被告的主體來確定集中管轄的情況。在理論界, 有觀點認為“集中管轄”其實是破產庭外重組程序的一部分, 因此也應當參照《企業破產法》的規定, 確定由債務人住所地的法院集中管轄的制度。雖然這一觀點尚未得到成文規定的認可, 但是我們不得不指出, 絕大部分情況下最高院都指定了債務人住所地法院集中管轄特定債務人的案件, 顯然不是出于偶然。關于這個問題, 我們會在后文討論“集中管轄”與“破產重整”的關系問題時進一步詳述。
雖然“集中管轄”并非沒有法律依據, 但是在最高院集中管轄通知不公開, 也缺乏成文法規定的情況下, “集中管轄”制度在實踐中也面臨諸多疑問。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集中管轄的適用范圍到底有多大的問題？這里我們會分為兩個方面的問題來進行討論, 包括集中管轄適用的糾紛范圍有多大, 以及被集中管轄的企業是否包括關聯方的問題。
關于“集中管轄范圍”的問題,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 在最高院已經通過指定管轄的形式集中管轄的情況下, 并非合同糾紛或者債券糾紛才會集中管轄, 而是包括侵權糾紛和其他類型民事糾紛在內的一審民商事案件和執行案件都需要集中管轄, 實踐中甚至一些法院會以集中管轄為理由, 要求某些公證債權文書執行、實現擔保物權特別程序等案件當事人都去集中管轄的法院立案。考慮到目前法院受案負擔普遍較重的情況, 已經出現了法院立案庭進一步擴大集中管轄“案件”范圍的情況, 包括一些被集中管轄的企業作為第三人的訴訟案件也可能會被移送或者不予立案。
關于被集中管轄的企業是否包括關聯方的問題, 根據我們此前代理涉及集中管轄的案件經驗來看, 為便于統一處理, 集中管轄范圍往往及于債務人及其關聯方, 例如銀億集團、銀億股份都被集中管轄, 永泰能源、永泰集團都被集中管轄, 康美藥業、康美實業都被集中管轄, 華夏幸福、華夏控股都被集中管轄等等。但是集中管轄的“關聯方”究竟如何劃定范圍, 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標準。根據財新報道, 恒大集團的集中管轄也同樣包含了恒大集團及其關聯企業。但恒大作為一家以地產起家, 同時以地產業務為核心業務的大型企業, 有其特殊性。遑論鋪陳開的金融、健康、旅游、汽車等多個業務板塊, 僅恒大地產集團在全國各地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公司就有上百家。如果恒大地產集團及其下屬公司的相關案件都涌到廣州中院一并處理, 除了恒大地產集團涉及的大量金融糾紛, 如果再加上各個房地產項目公司各類房屋買賣合同糾紛、建筑施工合同糾紛、甚至農民工討薪糾紛都一擁而上, 可能廣州中院正常情況下一年的受案量都未必有這么多, 這無疑會給廣州中院帶來過大的壓力, 也會導致司法程序的效率大幅下降。因此, 參考華夏幸福僅有部分關聯企業案件集中管轄, 我們推測恒大集團也可能只是部分關聯企業的集中管轄, 但具體的劃分標準, 還需要進一步與廣州中院立案庭確認了。
“集中管轄”能突破約定管轄、級別管轄和法定管轄么？
在目前的商業實踐中, 約定管轄的情況十分常見。一些強勢的投資人會約定可以在原告住所地管轄案件或者直接約定自己比較熟悉的法院管轄案件。那么上述安排會受到“集中管轄”的影響么？
首先是關于直接約定管轄法院/約定合同履行地/原告住所地等約定管轄的情況, 非常遺憾的是, 在這種情況下, 最高院的集中管轄通知可以讓上述安排全部失效。在最高院已經以通知的形式集中管轄的情況下, 即便原告方根據上述約定去到對應的法院立案, 法院也會以最高院已經指定了集中管轄為由不予立案, 且通常情況下不會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當然, 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其實并未明文規定“指定管轄”和“約定管轄”的效力優先級問題, 后續應當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進一步明確。需要特別提醒各位投資者的是, 最高院通知的“集中管轄”與《債券會議紀要》所規定的“集中管轄”有所不同, 雖然《債券會議紀要》第10條也規定債券糾紛由發行人住所地法院管轄, 但是卻明確了“債券募集文件與受托管理協議另有約定的, 從其約定。”也即, 《債券會議紀要》規定的集中管轄不能突破約定管轄, 但最高院指定的集中管轄可以突破約定管轄。
此外, 最高院的集中管轄通知也可以突破級別管轄的限制。因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集中管轄的法院都會安排在中級人民法院, 雖然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如廣東、上海)等, 中級人民法院受案的標的金額較大, 但是根據我們處理多起案件的實務經驗, 即便案件標的金額不能達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調整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的通知》規定的中院受案的最低金額, 被指定管轄的中級人民法院仍然會受理案件。
關于最高院的集中管轄通知是否可以突破法定管轄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實踐中“集中管轄”也已經部分地突破了法定管轄的規定。例如《票據法》規定, 因為票據權利引發的訴訟, 可以向被告住所地法院或者票據支付地法院管轄。但是在最高院發出集中管轄通知的情況下, 目前華夏幸福的票據糾紛已經全部轉移至廊坊中院管轄, 其余法院不予受理。但是是否所有的法定管轄都屬于可以被突破的范圍, 目前尚存疑問。如康美藥業同時作為債務人和上市公司, 雖然康美藥業也接到了最高院集中管轄的通知, 由揭陽中院管轄所有涉康美的民事糾紛, 但是康美藥業的股票虛假陳述案件卻是由廣州中院來管轄的, 也即在集中管轄的背景下, 證券虛假陳述案件的法定管轄仍然在康美系列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尊重, 因此“集中管轄”能否突破全部法定管轄的限制, 我們還是持比較謹慎的態度。特別是一些專業度較高的知產、海事、金融糾紛, 如果脫離專門法院很可能會導致審判質量的降低, 也建議最高院在作出集中管轄安排時予以考慮。
“集中管轄”會導致仲裁條款失效么？
隨著仲裁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仲裁作為爭議解決的方式。實踐之中, 根據我們的實務經驗, 在存在有效仲裁條款的情況下, 即便最高院已經下發了集中管轄的通知, 相關案件仍然屬于仲裁管轄而非法院管轄, 也即“集中管轄”不能突破仲裁管轄。從法律依據上來說, “訴訟”和“仲裁”系兩種不同的爭議解決方式, 其法律基礎不同, 法院對于仲裁的影響僅限于法定的程序和形式, 除此之外法院無法干涉仲裁案件的受理和審理。因此“集中管轄”之所以無法突破仲裁管轄, 是因為最高院的集中管轄通知只能在法院系統內發揮其效力, 而無法干涉仲裁受理案件并作出裁決。當然, 也不是說約定仲裁就完全不受到集中管轄的影響, 因為仲裁裁決的執行仍然需要通過法院來完成, 而最高院的集中管轄通知的效力是及于執行程序的, 仲裁裁決的執行仍然需要到指定的集中管轄法院來完成。
“集中管轄”會影響立案、財產保全和案件審理么？
在前幾年的市場環境下, 不少債務人在爆發危機的前夜就被敏感的機構立案并且保全到了財產, 進而引發其他債權人蜂擁而上, “搶立案搶保全”的擠兌局面——這無疑是司法機關和金融監管部門所不樂見的, 也是最高院近兩年來樂于安排“集中管轄”的根本原因。客觀上來說, 對于大規模債務違約的債務人的相關案件集中到統一法院管轄, 統一協調案件進展, 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各地法院搶保全/執行, 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安撫債權人的心態, 同時也對外釋放了企業未來流動性可以改善的信號, 降低短時間內出現集中擠兌的風險, 另一方面, 統一調控訴訟節奏也可以避免打亂債務人的日常經營, 讓債務人可以采取“自救”措施以贏得“一線生機”。因此, 雖然法律沒有規定集中管轄后案件不能立案、不能財產保全, 但是從客觀上來說, 集中管轄的確會對立案、保全的工作進度產生巨大的影響。
關于立案, 根據我們的實務經驗, 目前尚未出現集中管轄后不予立案的情況, 但是立案排隊的情況非常明顯。即便是比較快的情況下, 立案可能也需要兩個月左右的等待時間,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比如案件類型特殊等情況), 法院可能會根據工作安排優先處理其他類型的案件, 在這種情況下立案排隊的時間可能會超過半年的時間。
關于財產保全, 集中管轄后法院并非完全不能辦理財產保全, 我們也曾經在集中管轄法院成功保全過被告的財產。但是除了進度較慢之外, 在財產保全的標的選擇上, 集中管轄后執行法官可能會口頭要求不能保全被告具有流動性的財產(如現金、流通股票)以及有價值的不動產, 而是只能保全非上市公司股權等財產。我們理解相關要求的目的也是為了避免影響債務人的持續經營能力。此外, 如果在集中管轄之前, 債權人已先行立案并拿到保全的, 那么在集中管轄后, 受理法院需要將案件移送至相應的集中管轄法院, 但相應已采取的保全措施仍然是有效的, 集中管轄法院并不會因此就直接解除移送法院已采取的保全措施。
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為法院刻意保護債務人, 也是由于法院的人手短缺等多重因素導致的。實踐中, 集中管轄后, 法院通常會安排一個庭成立工作專班, 由專門的法官來處理被集中管轄的案件, 如此龐大的案件數量由一個庭的法官來處理, 法官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案件處理的效率自然也沒有正常流程快了。
也許有債權人會疑問, 既然如此, 一旦被集中管轄, 是否有必要再提起訴訟, 對此, 我們認為還是有必要的。一方面, 統一立案處理并不代表不處理, 債務人如最終通過集中管轄, 以時間換空間, 最終緩過一口氣, 那么債務人當然會執行且債權人同樣有權要求債務人執行經由法院作出的具有強制執行力的生效法律文書, 并比其他債權人更快一步受償; 而另一方面, 假使債務人之后真的進入破產程序, 那么在申報債權時, 經由法院判決確認的債權會直接得到破產管理人的確認, 也無需再就債權金額的構成、違約金是否應納入破產申報債權范圍等事項再與管理人進行反復確認, 有些復雜的合同約定甚至可能被管理人質疑和否認。
如前文分析的, 集中管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于當企業因流動性不足時, 統一調配訴訟進程, 避免債權人集中擠兌, 真的將企業從“流動性不足”給擠兌成“資不抵債”。因此, 集中管轄的本意顯然并非是希望債務人破產。而且現行法律、法規、會議紀要乃至領導講話, 都沒有流露出把“集中管轄”和“破產程序”在法律上建立聯系的端倪, 因此我們可以說, 從邏輯上、從法律上, “集中管轄”都不意味著債務人要進入破產階段。
但是這無法回答另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也是市場對恒大陷入擔憂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就是大部分被集中管轄的企業, 最后都走上了破產重整的道路, 典型例子包括永泰能源、北大方正、海航、銀億等等,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并非專業的投資分析人士, 只能從司法實踐的角度淺談一下。我們認為之所以被集中管轄的企業大多進入破產重整, 可能和最高院審批集中管轄的標準有關系。根據我們了解到的情況, 雖然表面上看最高院批準集中管轄的數量不少, 但是相比于集中管轄的申請,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而且近一年以來集中管轄的審批進一步收緊, 只有債務規模特別巨大、其危機對市場影響或者地方經濟影響特別重大的企業, 才有可能享有“集中管轄”的待遇, 但是以目前境內市場的融資環境來說, 愿意做“白衣騎士”的投資人少之又少, 一個企業如果“債務規模特別巨大”, 可能再融資和自救就變得十分困難了, 這是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環境所導致的。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 “集中管轄”的初衷可能是為了避免企業破產, 給企業自救的機會, 但是真正享受“集中管轄”待遇的企業, 可能僅靠自身力量已經無力自救了。因此從投資分析的角度上來說, 在境內市場的政策環境和市場邏輯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 把“集中管轄”當做企業破產的預警指標, 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平心而論, 現狀下的“集中管轄”與其說是破產程序的先兆, 不如說是給債務人一次喘息的機會, 讓債務人能夠有機會重新審視自身的資產負債情況, 如真的符合破產法規定的破產條件的, 其實隨著破產程序日益法治化、規范化的發展, 破產重整其實是比債務僵局好的多的選擇。對債權人來說, 與其在集中管轄的法院排隊苦等開庭, 倒不如直接進入破產重整程序, 沒準就能趕上下一個“鹽湖股份”。而如果通過梳理發現的確是短期流動性問題, 通過集中管轄“緩口氣”, 企業仍有可能通過引入戰略投資、債權重組或以時間換取空間的處理方式恢復元氣, 對企業和債權人來說也都是更好的選擇。例如安信信托在集中管轄后現在重組在望, 大概率不會進入到破產程序了。目前我國的《企業破產法》正在修法, 預重整制度和庭外重整制度均有望寫入《企業破產法》, 而集中管轄制度因為可以避免債權人擠兌, 其實能夠成為預重整制度和庭外重整制度有效的配套措施, 如果能夠在新修訂的《企業破產法》中對于集中管轄制度作出更加明確、完善的規定, 應當能夠更好地發揮這一制度的特點, 為債權人利益爭取到更平等的保護權利。
行文至此, 其實讀者們也會發現, 集中管轄制度并不復雜, 也非沒有成例可循。真正讓市場恐慌的與其說是“集中管轄”這一司法實踐本身, 倒不如說是因為這一制度沒有直接的成文法依據, 加上運行過程并不公開透明所導致的。連月以來, 資本市場接連受到各種消息的沖擊, 市場呼喚更具有可預期性的政策環境的呼聲不絕于耳。我們認為, 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 再沒有比成文法律的規定更具備可預期性, 更能讓投資者感到安心了, 我們建議最高院盡快完善集中管轄制度適用的相關標準和規定, 并向社會公開發布集中管轄的信息, 將會極大地有利于市場信心的提振。當然, 我們也理解立法絕非一日之功, 在最高院的法官們醞釀的時候, 我們作為律師愿意貢獻出我們的實務經驗, 不惜度人金針, 希望能為提升資本市場的可預期性作出屬于我們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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