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前的司法解釋基于犯罪主體性質的不同，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對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在刑事立案標準上設置了不同的門檻。單位犯罪的立案標準不論是在吸收存款數額、吸收對象人數還是造成直接損失數額上都高于自然人犯罪，具體表現為單位的立案標準是自然人的5倍。

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在修訂后，不再針對犯罪主體性質采用的不同立案標準，而采取了不區分犯罪主體的統一刑事立案標準。此種立法模式直接以“行為+結果”的模式進行規定以此作為一般性規則對自然人與單位統一適用。 

此外，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還在第十四條中以“注意規定”的形式，明確指出單位實施相應犯罪以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進行處罰。

區別于舊司法解釋單一要素的刑事立案標準，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增設了“數額”+“情節”的雙要素刑事立案標準。具體而言，在非法吸收或者集資詐騙的數額尚達不到入罪或法定刑升格的門檻時，在具備特定情節的情況下，仍會認定行為人構成相應犯罪或者升格法定刑。

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在于，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立案標準”而言，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站在注重特殊預防的角度，針對行為人的再犯危險性進行評價。故而在非吸數額或者非吸造成損失數額僅達入罪標準的一半的情況下，若行為人曾因非法集資受過刑事處罰或者2年內因非法集資受過行政處罰的，也會被認定構成犯罪。

但是針對“法定刑升格標準”而言，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并沒有將上述兩種“再犯”情節包含在內，而皆是以兜底性質的“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這一情節作為與“數額”搭配的法定刑升格要素。

自2021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修（十一）》），分別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作出了重大修改，而為與《刑修（十一）》的修改相銜接，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亦作出了相對應的修訂。

《刑修（十一）》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原先的基礎上，增加了“數額特別巨大”一檔量刑標準，并將該檔法定刑規定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對于集資詐騙罪則在原有的基礎上刪去了“數額特別巨大”一檔的量刑標準，并將“數額較大”的法定刑由原先的“五年以下或者拘役”修改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巨大”法定刑由原先的法定刑幅度提升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言，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在第五條中新增了對應“數額特別巨大”的法定刑升格標準。此外，對于統一自然人與單位犯罪的刑事立案標準，在該罪中本解釋實際上采用了原先單位犯罪的入罪標準與法定刑升格標準，故而在事實上提高了自然人構成本罪的入罪門檻。

對于集資詐騙而言，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一方面以自然人的入罪標準作為修改后的一般性規則，在事實上降低了單位構成集資詐騙罪的入罪門檻；另一方面，以原先自然人“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作為如今“數額巨大”的標準，雖然提高了自然人達到“數額巨大”的法定刑升格門檻，但卻降低了單位達到“數額巨大”的法定刑升格門檻。此外，伴隨著法定刑幅度的提升，集資詐騙罪的最低法定刑幅度被修改為三年以上，也即在《刑修（十一）》之后集資詐騙罪正式成為“重罪”。故而，在事實上對集資詐騙罪的刑罰與立法層面上規制力度相較于《刑修（十一）》之前變得更重了。

在《刑修（十一）》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在刑法正文中，對不同檔次的法定刑規定了相對確定的罰金范圍，《刑修（十一）》將上述罰金范圍予以刪除，僅保留“并處罰金”的表述，這一修改可以解讀為賦予了法官對于構成上述兩個罪名時判處罰金的自主裁量權。 

當然，為了避免不同法官判處罰金的尺度不同進而導致同案不同判的情況過于普遍，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對于不同檔次法定刑的罰金范圍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在此司法解釋中，可以看出相較于之前刑法規定的罰金范圍，該解釋就罰金的數額進行了大幅的提升，這一變化是符合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司法實踐的。此外，將罰金范圍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而非直接在刑法正文中予以規定，具有著更加靈活變通的優勢，有利于避免因法律條文修改的程序復雜與周期較長而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狀況的問題。

《刑修（十一）》吸收了舊《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的相關規定，將退贓退賠規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法定量刑情節，但是卻在這一法定量刑情節的適用增加了“提起公訴前”這一時點條件。

需要重點提示，《刑修（十一）》的上述規定，引起了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的相應變化。具體體現于“將吸收的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生產經營活動”這一情形中，可以以退贓退賠免予刑事處罰的最終時間點被明確了，由之前的“及時”修改為如今的“提起公訴前”。這一修改在事實上限縮了在上述情形中法院對被告人退贓退賠后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范圍，變相倒逼行為人在更早的階段中將贓款退賠。

另外仍需要提示之處在于，“吸收資金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提起公訴前退贓”予以免予刑事處罰或不認定為犯罪這一情形的適用，并不僅限于吸收公眾存款數額不高的情形。也即是說，即便行為人所吸收的公眾存款達到“數額特別巨大”即5000萬元以上時，只要能滿足上述情形的要求，仍有可能被免予刑事處罰或者不認定為犯罪。

最后，雖然在提起公訴前退贓退賠在刑法條文中被明確規定為法定量刑情節，并不意味著提起公訴后的退賠就毫無意義。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在第六條中亦有作出注意規定，提醒即便是在提起公訴后進行退賠，仍然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在舊《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的基礎上，新增了“網絡借貸”“虛擬幣交易”“融資租賃”與“以提供‘養老服務’、投資‘養老項目’、銷售‘老年產品’”等進行非法集資的行為方式，這是對近些年構成非法集資犯罪新出現的較為典型的行為方式進行的歸納總結。其中，在養老領域的案件在近兩年尤甚，2021年5月全國老齡辦、公安部、民政部、中國銀保監會四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養老領域非法集資的風險提示》。

而在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第一條中新增“網絡”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則屬于重要且實質的補充。伴隨著近些年科技的發展與信息網絡的普及，借由互聯網作為媒介向社會進行融資、借貸已屬常見，在構成非法集資相關犯罪中對通過網絡途徑向社會進行公開宣傳，以此滿足“公開性”的要求，在司法實踐中也并不罕見。然而，即便在舊司法解釋中第一條第二項對于公開宣傳的媒介保留了“等”字作為兜底，也仍然不如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這樣直接將“網絡”途徑予以明示來得更具有宣示與警示效力。

2021年1月26日國務院發布了《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其中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明確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機制的牽頭部門，并由相關牽頭部門具體負責對非法集資行為的防范和處置。針對非法集資行為的行政處罰，目前主要是由各地的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予以負責落實。

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在第六條規定了針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非法集資的“刑行銜接”政策，這點主要是針對“吸收資金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提起公訴前退贓”予以免予刑事處罰或不認定為犯罪的情形，此狀況下依舊需要由相關部門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此外，這一點也與該司法解釋第三條中“數額”+“情節”的立案標準起到了呼應作用，即行為人在2年時間內因非法集資受到過行政處罰后，再次實施非法集資行為，其集資數額或者造成直接損失的數額僅需達到入罪門檻的一半，便足以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一項規定體現了對于行為人特殊預防必要性的重視，強調行為人無視既往的處罰體驗仍然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社會危險性。

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在第十三條中明確了利用傳銷手段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資金時，同時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時，兩罪按照想象競合處理的原則。這一規定系與2013年“兩高一部”發布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呼應。

但是就此部分而言，筆者認為對于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規定為想象競合處理存在疑問。這表現在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身所要求“騙取財物”這一要素，其中包含了行為人對受害者財物的非法占有目的。這一要素導致了在行為人在能夠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情況下，倘若其行為包含了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行為類型，則其必然會構成集資詐騙罪。

就此問題，最高法刑三庭相關負責人在就新《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解釋》答記者問中的表述是認為，“實踐中存在詐騙型傳銷和經營型傳銷”。據此表述，我們可以理解為經營型傳銷的方式可以構成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傳銷類型，進而使行為人同時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是就經營型傳銷而言，此種行為類型本身是否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便存在疑問。根據2013年“兩高一部”發布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

綜上，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其犯罪構成中必然包含對受害人財產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其不可能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同時構成，故也不存在兩罪之間成立想象競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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